【電力】中國參與“一帶一路”煤電項目的利與弊
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峰會之際,中國在沿線國家參與的煤電項目因其對氣候與環境的長期影響而成為關注重點之一。
截至2016年底,中國在帶路沿線國家參與了240個煤電項目。圖片來源:SaagnikPaul/Greenpeace
5月14日至15日,來自110多個國家的官員和領導人將齊聚北京,參加“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的首次高峰論壇。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這一雄心勃勃的倡議,希望通過加強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建設,激發從中國東南沿海延伸到非洲大陸的廣袤地區的經濟活力,并為中國產品、服務與資金打開新的市場。
印度裔加拿大國際關系學者阿米塔夫˙阿齊亞將“一帶一路”倡議代表的合作模式描述為“全球化2.0”,即以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而非單純的國際貿易為基礎的多邊合作。
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參與的各種基礎設施項目中,煤電項目因其氣候環境影響和長達數十年的運轉周期,成為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關注點之一。
參與規?傮w上升
近日,全球環境研究所(GEI)就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煤電項目參與現狀開展了基線研究,系統地梳理了2001年至2016年中國在65個帶路沿線國家參與的煤電項目。
GEI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中國在帶路沿線國家參與了240個煤電項目,總裝機量為251億千瓦。
研究還發現,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的煤電項目規?傮w呈現上升趨勢,但波動劇烈。“走出去”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曾帶動總投資額大幅增長,但簽署巴黎協定后的2016年,中國海外煤電項目的發展有所減緩。
風險預期增加
目前中國參與的煤電項目有超過40%處于計劃(規劃中和已簽約)和建設中。研究認為,考慮到國際社會對煤電越來越大的關切和能源結構加快轉型的現實,這些項目的風險可能隨之加大。
作為過去十五年中國海外煤電參與規模最大的帶路沿線國家,印度于2009年出臺了保護主義傾向的政策,禁止外商參與該國國內主要煤電項目,導致中國在該國煤電參與的急劇下降。“2012年以后由于政策和高關稅的原因,印度的火電項目開發方就基本沒有與中方簽訂任何設備購買合同了。這對一些印度企業來說是一個痛點。雖然由于項目周期的原因,一些原先簽訂的合同有可能還在執行,但多年以來都沒有再現過面向中國的大額訂單。”印度氣候對話主編蘇姆亞.薩卡說。
業內人士指出,基礎設施的海外投資有諸多風險,外交、法律、政策都有不確定的因素長期存在,而且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運營周期很長,在東道國制度能力薄弱的情況下,還可能面臨工程延期,使得預算超支。
煤電出海的經濟原因
海外煤電投資具有種種風險。作為《巴黎協定》的締約方,中國國內近年來去碳化的進程明顯,煤電行業持續降溫。國內發展機會的限制使煤電企業向外尋求機會。
此外,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國際合作部副主任吳添榮曾指出,當前,中國國內經濟增長的減速導致電力投資下降,從而直接導致電力建設能力和裝備制造產能的過剩。
與此同時,帶路沿線國家電力設施建設的需求卻日益高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為推進中國電力產能的國際化創造了條件。
數據來源和圖表:全球環境研究所(GEI)海外煤電的爭議
中國在海外的煤電投資被認為與中國國內積極進行的綠色轉型背道而馳,有可能削弱中國和全球的氣候行動。
一方面,在氣候變化問題愈來愈急迫的背景下,世界銀行和日本、韓國等OECD國家開始限制其對燃煤發電項目的財政支持,鼓勵清潔低碳的能源形式。中國參與的海外煤電項目被認為具有“出口碳排放”的嫌疑。
另一方面,關于中國輸出的燃煤電廠到底有多大的環境足跡和碳足跡,各方觀點不一。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電力市場首席專家,原國家電網能源研究院副院長胡兆光表示,中國“走出去”的燃煤機組在技術水平上是先進的,污染排放已經接近燃氣機組的排放水平,且采用特高壓等世界上最先進的輸電技術,是環保高效的。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劉強認為:“只要煤電項目達到當地的環保標準,就不應該作為批評中國的理由”。
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接受中國煤電投資的帶路沿線國家往往環境標準寬松,法律薄弱,不利于煤電廠的高規格排放控制。
除此之外,劉強還指出,中國海外能源投資不僅有燃煤發電機組,還有水輪發電機組、風電設備和光伏發電設備。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煤電項目與可再生能源項目投資的比例目前尚未有權威統計。要計算這些能源投資對東道國總體碳排放的影響,首先需要評估煤電項目與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比例。
能源可及性與發展正義
對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說,能源可及性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此前估計,亞洲仍有4.6億人無法享受到電力供應。應對氣候變化之外,滿足當地能源需求也是急迫需要解決的。
胡兆光告訴中外對話,中國海外投資的方向歸根結底還是由投資東道國自身的資源稟賦條件決定的。煤炭作為當地最便宜的能源形式,是很多經濟落后的帶路沿線國家會優先選擇的動力來源。
而亞太能源戰略與經濟咨詢公司The Lantau Group (TLG)高級經理張柳潼指出,在欠發達地區,中國投建項目的成本優勢至關重要。
從發展正義的角度出發,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也是衡量煤電項目社會效益的重要指標。劉強表示,在綜合評價海外煤電項目的時候,最貧困人口能源可及性的提高同樣需要列入考慮。
以巴基斯坦為例,近年來由于經濟向好,其能源需求增長迅速,電力產能長期無法滿足國家日益增長的用電需求。根據巴基斯坦《國家能源政策2013》披露的數據,其電力缺口在之前五年中逐年擴大,到2013年,電力供給只能達到電力需求的三分之二。
電力缺口嚴重影響居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近日來,當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多地再次陷入大規模、長時間的電力中斷,當地居民走上街頭抗議,甚至引發暴力沖突。
而以中國海外最大的煤電項目——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電站項目為例,作為中巴經濟走廊的地標性建筑和首個落地的能源類項目,其裝機容量為1320兆瓦,建成后將解決400萬個家庭的用電需求。
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撰文稱,除了極大緩解電力短缺之外,卡西姆項目在建設期為當地直接創造超過3000個就業崗位,運營期間每年將提供約500個就業和培訓機會。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副教授金刻羽撰文指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問題是它在經濟上是否有其必要性,是否會帶來顯著收益,收益是否為多數人共享。
來自投資東道國的聲音
然而,張柳潼介紹說,在菲律賓等國家,確實出現了針對中國投資燃煤電廠的反對之聲,當地民眾對中國煤電設備的穩定性和清潔性等各方面提出了質疑。
也有聲音希望中國能夠改變帶路沿線國家能源參與的焦點。“印度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非常雄心勃勃。中國作為可再生能源設備最大的出口國,可以在這一領域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綠色和平印度分部的資深項目主任Nandikesh Shivalingam告訴中外對話。
印度于近期公布了一份國家電力計劃,表示到2027 年將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該國電力結構中的份額,并相應縮小煤電所占的份額。這對中國也許是個機會。“中國在印度的煤電參與正在減少,但它在印度太陽能領域的投資卻在穩步增長。”印度投資研究公司Equitorials的創始合伙人Jai Sharda表示。
待解的難題
中國在“一帶一路”的能源投資,能否超越東道國家的發展階段,直接進行綠色能源投資?專家認為,替代的清潔能源如水電、風電、光伏發電項目在當地是否可行,其環境和社會成本也需要具體項目的逐個考察。
此外,基本能源需求尚未滿足的當地民眾在多大程度上關心環境議題,如何平衡能源需求和環境目標將是中國和投資東道國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