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電力行業的風向標，五大發電的年報可以窺視行業的盈利水平，而他們的上市企業更是更是改革的相逢！

隨著上周二(4月12日）國電電力發布其2015年度報告，五大發電集團旗下主要上市公司2015經營業績清晰呈現：

華能國際作為體量最大的一方，在經營收入及裝機總量等方面仍保持著絕對領先地位；

華電國際、大唐發電、國電電力三者規模相近，各有優勢；

中國電力體量最小，但在港股中也處于行業領先。

在展示成果的同時，各公司在“十二五”也暴露了一些問題，你注意到了嗎？

盈利情況較好經營隱患顯現

華能國際和華電國際分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94%和7.33%，大唐發電和國電電力則達到了11.83%和11.67%，只有中國電力降幅較小，為1.23%。

2015年，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兩度下調，以火電為主的大型電力企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除價格因素外，新能源和跨區域輸電線路的發展也加劇了東南沿海等區域的競爭，加上裝機過剩與用電需求增速放緩之間的矛盾，營業收入進一步壓縮。降幅最小的中國電力，因其優化了流域電量調度，在火電價格下降的同時，水電和風電上網電價得到提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火電價格下調帶來的影響。因此，其裝機結構和規模上的特點使其得以保證營業收入。

凈利潤可觀，國電電力不升反降

除國電電力外，其余四家公司的凈利潤均比去年有較大幅度增長：

體量最大的華能國際凈利潤高達137.8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3.16%；華電國際凈利潤76.94億元，增長21.05%；中國電力的凈利潤則由去年的27.66億元猛漲至41.49億元，漲幅高達50%。

分析利潤組成可以發現，華能國際、華電國際接受集團公司注入的優質資產，為上市公司業績做出了貢獻。中國電力的凈利潤中有8.27億來自于對上海電力部分權益的出售，從而抬高了凈利潤漲幅。此外，煤炭價格在2015年持續走低，使火電發電成本不斷下降的同時，也成為電力行業整體盈利的主要因素。

煤炭產能過剩也許讓電廠節省了燃料成本，但那些涉及煤炭及相關產品業務的公司也許并不“開心”。倒退十年，當煤炭價格仍在高位時，發電企業都曾積極涉足煤炭業務以求燃料自給。而今，持續走低的煤炭價格卻使煤炭板塊成為負擔。

大唐發電2015年的凈利潤增長率高達56.2%，但其凈利潤僅為28.09億元，與國電電力、華電國際差距較大，甚至低于規模遠不如自己的中國電力。

分析人士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即是煤炭及煤化工的拖累，第四季度更是計提了29.56億元的資產減值，直接導致第四季度虧損以及全年凈利潤偏低。根據其年報數據，煤炭、煤化工兩大業務在大唐發電的業務組成中與發電業務并列為三大主要板塊，煤化工固定資產超過該公司固定資產的10%。雖然大唐發電近年來持續推進煤化工相關資產重組工作，但進展并不順利，影響了公司對河北火電等資產的整合工作。今年3月29日，大唐發電終止了其2014年與國新公司簽署的關于煤化工板塊的重組框架協議，使其煤化工重組工作結果更加撲朔迷離。

此外，在各家受益于低煤價凈利潤大幅增長的同時，國電電力凈利潤額因何不升反降？國電電力2015年凈利潤為43.64億元，同比減少28.16%。

有分析稱，利潤下滑的主要原因是該公司參股的國電科環計提資產減值損失，第四季度凈利潤則為負值。此外，根據國電電力年報數據，其參股的內蒙古晶陽能源、宣威發電等公司亦分別虧損超過3億元，而國電電力在這兩家企業參股分別達到30%和33%，使得公司承受上億元損失，2015年公司確認投資虧損達17.31億元。

“上述企業中，宣威發電是老牌火電廠，晶陽能源則主營多晶硅和煤炭。國電科環計提的資產減值損失，主要來自對于光伏薄膜生產線的關閉。”分析人士表示。

投資上的“失誤”不僅國電電力一家，五大發電對行業長期發展情況的判斷并不能稱得上優秀。

無論低廉的煤炭價格帶來的利潤上升，還是集團資產注入帶來的業績增長，都不能真實反映出公司經營能力高低，而上文提到的對于煤炭業務的投資，以及國電遭遇的新能源領域的虧損等，卻實實在在地顯現出經營上的問題。

節能減排到位過剩疑云難消

2015年年末，國家發改委、環保部、能源局聯合印發《全面實施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工作方案》，要求到2020年全國具備改造條件的規模以上機組完成超低排放與節能改造。作為央企，五大發電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的工作毋庸置疑，主要上市公司更是超前布局，力求提前完成相關改造任務。

超低排放改造方面：

華能國際已完成32臺共計15170兆瓦機組的改造工作，華電國際改造完成的機組達到22臺共計5915兆瓦，國電電力超低排放機組數量則為16臺。中國電力并未在其年報或社會責任報告中提及超低排放機組的具體數目。大唐集團超低排放改造完成度目前在五大發電中最高，2015年其超低排放機組容量已超過25%，大唐發電方面僅2015年就完成31臺機組共計10580兆瓦的超低排放改造工作。

節能改造方面：

《方案》要求到2020年，現役煤電機組改造后平均供電煤耗應低于310克標準煤/千瓦時。根據年報，五家上市公司作為優質資產代表，旗下機組平均供電煤耗均已高于該標準，且仍在持續降低。

華電國際煤耗水平最低，平均供電煤耗為303.37克/千瓦時，較去年同期下降2.4克/千瓦時；國電電力緊隨其后，達到303.42克/千瓦時，較去年同期下降4.03克/千瓦時，是煤耗水平降幅最大的；大唐國際和中國電力則分別為305.72克/千瓦時和307.08克/千瓦時，分別較去年同期下降了3.55克/千瓦時和3.83克/千瓦時；華能國際在這一環節失去了領先地位，平均供電煤耗為308.56克/千瓦時，降幅僅為0.86克/千瓦時。

毋庸置疑，我國大型燃煤發電機組的技術已領先世界。2015年9月，世界首臺百萬千瓦超超臨界二次再熱機組——國電泰州二期2×1000兆瓦機組通過試運行；12月，江西大唐國際撫州發電1號機組投入運行，供電煤耗低至278.48克/千瓦時。伴隨技術進步的還有標準提升，從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到等于甚至優于燃氣標準的“超低排放”，燃煤發電機組儼然成為了一個集清潔、高效、穩定、經濟于一身的理想模型。

然而，技術進步、標準提升與政策、管理之間已經出現不協調。

業內專家稱，電力項目審批權下放使地方政府為追求經濟增長而大量核準火電項目，直接導致電力裝機過剩。環評審批下放也考驗著環評機構的獨立性，被曝光的權錢交易情況也讓“審批下放”變成了“標準下降”。

此外，超低排放推廣之初，監測方法的科學性和可靠性也曾受到專家學者的質疑，供電煤耗的數據由電廠方自行提供，也讓其可信度打了折扣。

五家上市公司擁有五大集團大量優質資產，其旗下機組的平均利用小時數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969小時，但較去年同期水平均有上百小時的下降。

且從側面可以看出，這幾家公司之外的其他發電企業火電機組閑置率會更高，過剩情況也嚴重。

國家出于簡政放權，提振經濟的初衷將項目審批權下放，且不論社會整體收效如何，至少從電力行業的健康發展來看，并非明智決定。

上述專家也表示，用電需求增速下降決定了未來一段時間電力市場的大小，想避免虧損，擴張就不能再成為發展的主題。令人擔憂的是，資本對于電力企業裝機量的進一步增長仍然充滿期待。

國內某證券公司的分析報告指出，國電電力未來兩年內仍將有超過8000兆瓦機組投產，大唐發電有超過10000兆瓦電源項目處于前期階段，“公司內生性增長顯著”。如果放任所有待建待核項目落地，該公司“利用小時下降幅度超預期”這一風險提示恐怕會毫無懸念。

清潔能源遇阻寄望改革新風

過剩并非火電專屬，整個電力行業都面臨著過剩帶來的資產閑置與激烈競爭，清潔能源亦列其中。

以國電電力為例（見上圖）。雖然其清潔能源裝機量占比已達到其總裝機的32.6%，但在對應的發電量上卻大打折扣。五家上市公司電源組成結構不盡相同，華電國際等企業火電裝機占比較重，國電電力等清潔能源裝機已較成規模，但除了中國電力的水電大發之外，其他公司反映在發電量餅圖中的情況都十分一致：清潔能源機組出力不理想。

需要承認，清潔能源，尤其風電、光伏等新能源的有效利用還面臨著很多困難：發電成本高，經濟性差，技術門檻有待進一步突破；自然條件影響出力穩定性，儲能技術完備前需配套調峰機組；就地消納難，依賴外送通道建設，即便可以外送，還可能面臨和受電地區的利益爭端。

技術問題可以通過技術解決，消納的問題則要靠中央、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互相協調與妥協。甘肅、內蒙古、遼寧等地區“棄風”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而在各方回應中，地方政府響應國家政策多上項目，電網企業希望中央審批輸電線路，受電地區偏向使用本地電源，中央希望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納。缺乏對全局的統籌規劃，各方不能形成共同利益，加上用電需求和裝機容量增速的不匹配，使得建好的設備用不了，搭好的線路送不出。發展清潔能源是必然趨勢，而體制機制上的欠缺使得“清潔能源裝機量”在現階段淪為了單純的數據。

結語

2015年已成過去，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亦是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各項試點及推廣工作起步之年。北京、廣州電力交易中心的運行，以及輸配電價改革、售電側改革等多項改革任務試點工作的展開，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業界關注的重點。

分析人士指出，清潔能源優先發電以及電力市場完善等政策，有助于完善電價形成機制，發揮清潔能源優勢，讓清潔能源真正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五大發電及旗下公司也應順應改革方向，摒棄對規模的一味追求，注重結構調整與品質提升，努力適應市場環境，提升自身經營水平，實現健康、可持續的發展。